1987年，我参加了高考。那一年，全国参加高考的高中毕业生共有228万，录取62万，录取率为27%，包括所有的(高)中专、大专和大学本科院校录取的考生，还不算各省之间录取率的差异。

　　而刚刚结束的2019年高考，有1031万考生参加，录取率预计在90%以上，创历史新高(见图1)。

　　四十二年来，录取率和不录取率，正好来了个“倒挂”，从10% 对90% 反转到90%对10%。一个跳跃性的历史转折点是1999年的高考扩招。在报考人数减低的情况下，1999年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08万增加到160万，录取率也从34%骤升到56%。中国的高等教育自此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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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等教育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毋须多言。大学文凭，几乎是现代社会任何一个体面的专业或管理职位的入场券。有人常常中国的高考制度与中国科举制的历史传统和重视教育的文化传统联系起来。例如，尽管195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通过户籍制度实施严格的城乡分割，根据户籍类型和户籍所在地进行资源和生活机会的再分配，高等教育依然为广大农村青年获得城市户口提供了一条虽然狭窄但颇为制度化的渠道，以及向上流动的机会。事实上，在全部出身农村户口的人中，仅11%左右的被调查者获得了城市户口，而其中一半是通过高等教育实现“农转非”和代际流动的。“鲤鱼跳龙(农)门”，就是对这种精英式教育体制下高度竞争性和选择性结果的形象刻画。

　　中国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教育机会之“饼”做大了，其机会分配却成了一个问题。学者对此问题一直存有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既然教育机会变得不那么稀缺，中下阶层自然会获益，他们的孩子升入大学的机会增加，而教育机会的不平等会降低。另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机会不平等继续在最大程度上维持不变 (maximally maintained inequality)，原因是中上阶层力图保持区隔 (distinction)，中下阶层获得的教育机会正是中上阶层放弃的。

　　在我上大学的1980年代，高等教育机会供给有限，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关系主要是“上与不上大学”。在1990代后期教育机会扩张、学生选择多样化的情况下，这个关系演变成“上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与此同时，高等教育机会分配的公平性问题、阶层固化、“寒门难出贵子”，一时成了社会的热门话题。关于高等教育如何促进社会流动，从“鲤鱼跳龙门”到“寒门难出贵子”的话语转变，多少反映出第二种观点所说的情况，正在中国成为现实。

　　那么，这一转变又是如何发生的?

　　首先，中国的高等教育自1999年以来开始了前所未有的扩张，这是在中等教育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下的一项政策驱动。这项改革的最初动因，来自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国内需求不振，新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的就业也面临重重困难。高等教育扩招伴随着大学教育市场化，不仅可以缓解年轻人就业的压力，而且可以促使中国父母将家庭储蓄花费在子女教育上，提振国内消费。